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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则属意长春。
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军委，在谈了攻城打援的决心和部署後，说：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和打铁岭或抚顺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追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比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辽，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其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沈锦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仗，又无小仗可打，陷於无用之池。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⒀。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瞧，一个“均”字，把我的意见否了。
4月22日，毛泽东在覆电中说：
“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域兵力与守域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是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域中逐个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大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局面。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
“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得实地侦察後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⒂。
署名“李梁曹杨”⒃的电报”，在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守城敌军的兵力、工事和战斗情况後，说：
经过我们仔细反复的考虑，认为目前作打长春除突破外要在纵深全歼长春守敌，占领该城的把握不大；如果打得不顺利，将付出很大的代价，其结果便我军有生力量遭受相当的消弱，仍难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全军中真能经受激烈巷战考验。战斗较强的尚不很多。但若有校长的时间付出较大的代价，亦有全歼长春敌之可能。
署名“黄赖黄”⒄的电报＊，全文如下：
据俘虏供称：长春敌军虽有十一万人，但持枪作战者不到七万人。今日各师首长会议初步研究，无论政治情况。敌之设防与敌我优缺点之比较，胜利把握，较大问题是打的方法问题。必须周到考虑并继续搜集材料再研究後详报。
试打一下，林彪和李天佑有点怯手。倒是黄永胜魄力不减，觉得“胜利把握较大”。而且，他谈到了“政治情况”。无形的士气对比，无疑是敌情我情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朱德也加入这场大讨论。
6月3日，朱德在给军委的电报中，挺详细地谈了打长春的九点意见⒅，认为“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
毛泽东在“基本同意”的同时，始终如一地注目著北宁线，再三提醒林彪在打长春的同时，必须做好南下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6月中旬，“东总”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
7月20日，“林罗刘”致电军委说：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⒆毛泽东挺高兴：瞧，又一个“均”字。
但林彪的“活思想”，并未彻底解决。
你一封，我一封，你来我往，电报大战。
各持己见，各行己见。毛泽东旗帜鲜明，几乎每封电报都不离“南下”这个主题。林彪苦思冥想，一个“均”字，又一个“均”字。李天佑和黄永胜等人怎麽想就怎麽讲，谁也不迎合谁，朱德更是话如其人。人人平等，人人都是人。
毛泽东有指示，有批评，有告诫，但绝无强迫命令：“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⒇林彪有照办，有反驳，有否决。明知不对毛泽东心思，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