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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吧，伦纳德先生，”“阿伯”莱因哈特说，“你会跟你的雇工说拉丁语吗？”
“Egibus wantibus a peckibus of cornibus。”汤姆·戴维斯一边说，一边哈哈地笑起来。伦纳德先生只好心不在焉地跟着笑了几声。这个笑话原来是他本人说过的。
“经典文学能够锻炼人的大脑，以便应对各种问题。”他说。
“照你所言，”汤姆说，“学过希腊文的人修水管肯定会比没学过的人强喽。”
“没错，”伦纳德先生得意地摇着头说，“毫无疑问，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大家都齐声开心地笑了起来，他也笑得涎水直流。
他的立场非常坚定，因此他们陷入长时间的争论之中。吃午饭的时候，他一边吃饭一边拿着一块热饼比画着，循循善诱、层层推理、非常详细地证明掌握希腊语同他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其实雅典之风他丝毫没沾过边。古希腊精妙、感性的智慧、女性的典雅秀美、创造的力量与聪颖精明、他们品格的不稳定、以及他们艺术形态的结构、保留、完美等——这些方面他都一无所知，所以只字不提。
他自己曾在美国某所大学对这个结构最为健全的文字有了一点儿认识：比方说，他对于γμναικóζ这个字的雕刻化的完美有点印象，可是他对于希腊文的认识总带着粉笔味、课室味和一盏破油灯的气味——希腊文的优秀只是因为它是历史的、古典的，是学院的，至于希腊文里面的东方暗流，那种使希腊的诗人或军人的生命中都带着那么一点怪异、邪恶、奢华的气息，对他如同莱斯博斯岛一样遥远。他不过是个机械的传声筒，传达一些他本人并不真正相信的东西。
数学和历史两门课是由约翰·陶塞的妹妹艾米来承担。她是个身健力壮的女人，身高5英尺10英寸，体重185磅。她的头发又黑又厚，梳得油光发亮。她有一双乌黑的眼睛，为整个脸庞增添了一分妩媚。她结实有力的前臂和笨重的肩膀从她衬衣式连衣裙凉爽的袖口上露了出来。天暖的时候，她出汗很多，两只袖子的腋窝下湿了一大块；冬天一到，她站在炉边烤火的时候，会从身上散发出一种令人兴奋的粉笔味和健康人所特有的气息，让人非常舒服。冬季的一天，当尤金从冷风呼号的后廊经过她的房门时，正好看见她的小侄女开门走了出来。她刚刚洗完澡正坐在熊熊的炉火前穿袜子。他盯着她红彤彤、宽阔的肩膀，看着她粗壮的身体洗得干干净净，冒着热气，不禁看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
她生性喜欢烈火和温暖的光芒，因此常常坐在炉旁，打着瞌睡但却非常警觉。她往往会叉开双腿以吸收炉中的热气，她比她的哥哥更加有力、性感。在炉火的烘烤下，她轻轻地微笑着，漠然地望着学生。没有男人找过她，她就像甘泉渴望亲吻的嘴唇。她也不去找别人，就像一只温暖的懒猫，冲世上的所有人微笑着。
她是一个很好的数学教师，天生善于摆弄数字。她懒洋洋地拿过学生们的练习簿，懒洋洋地算着答案，同时愉快地笑着，脸上还带着一丝藐视。在她的身后，杜兰·贾维斯正在自己的座位上激情澎湃地对着尤金呻吟着，同时双手紧握课桌板，使劲地扭动着身体，做出猥亵的姿势来。
第二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希芭和她那个害肺病的丈夫一起来到他们的学校。这位先生病得像尸体一样，嘴唇上隐隐带着一丝血痕，看起来好像已经有73岁。有人说他只有49岁——疾病让人明显变老。他是个高个子，有6英尺3英寸，留着长胡子，面孔蜡黄，削瘦得活像个中国的清朝官吏。他是个画家——绘画由色团构成的印象派画——象征着布满荆棘的山坡上正在吃草的群羊，码头旁边有几只渔船，背景是一堆乱糟糟的红砖房。
古老的格劳斯特镇、云石村、鳕鱼角的老乡、勇敢的小船长——这些带着海水咸味的名字一齐朝他涌来，带着柏油浸绳、太阳底下干鱼头的气味，满载鱼儿、正在水面上荡漾的平底船，腥气扑鼻的海港臭味，一个水手正在沉思遐想、麻木而毫无表情的脸，全都镌刻着他与大海结缘的标记。春天清晨的海水是什么样子？冰冷的海鸥睡在风梢，正越升越高。
他们看见那位面色蜡黄的中国清朝官吏正摇摇晃晃地在路上来回走了三趟。因为正是春天，南风吹过树梢。他摇摇摆摆、用肺病病人泛青的手拄着拐杖。他的眼珠是浅蓝色的，好像在海水里浸泡过一样。
他跟希芭生了两个孩子——全都是女孩。她们长得就像奇花异卉，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乳白色的皮肤，就像春天一样新奇而可爱。男孩子们全都好奇地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