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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为他发现了，立刻就会沉下脸来端茶送客。
他这样嫉洋如仇，偏偏有两件事，教他无可奈何。一件是他的大儿子徐承煜，虽也象他父亲一样，提起办洋务的官儿就骂，说是“汉奸”，可是爱抽洋人设厂制造的洋烟卷儿，更爱墨西哥来的大洋钱。知道老父恶洋，不敢给他看见，只是洋钱可以存在银号里，抽烟卷儿少不得有让他父亲撞见的时候。徐桐只要一见儿子吞云吐雾，悠然神往的样子，就会气得吃不下饭。
再有件事更无可奈何。也不知是谁的主意，洋人设公使馆，开银行，都让他们集中在东交民巷，水獭胡同以南更多。因此，徐桐如果到外城拜客，为了恶见洋楼，不经崇文门，宁愿绕道，废时误事，恨无所出，做了这么一副对联贴在门上。
这些笑话，王五听人谈过，所以这副对联的意思，终于弄明白了。只是心里并不觉得好笑，狠狠吐口唾沫，撒开大步，直奔日本公使馆。
日本公使馆有他们卸任的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下榻在那里，门禁特严，一看王五走近，岗亭中持枪的士兵立即作出戒备的姿态。门房里亦随即出来一个人，长袍马褂，脚上一双凉鞋，戴副金丝眼镜，看上去是个南方人。
“尊驾找谁？”
王五谨慎，先问一句：“贵姓？”
“敝姓王，是这里的管事。”
“啊！同宗。”王五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名帖来，递了过去，“我行五。”
王管事不知道名帖上的“王正谊”是谁，一听他说“行五”，再打量一下他那矫健的仪态，意会到了，就是名震北道的“大刀王五”。
“原来是五爷，幸会，幸会！请里面坐。”
王管事跟守卫的士兵交代了几句日本话，将王五带入设在进门之处的客厅，动问来意。
“我想看我一位朋友。”王五答道：“我那朋友姓谭，本住裤腿胡同浏阳会馆，听说他今天一早进内城，到这里来了。”
王管事静静听完，毫无表示，沉吟了一会问道：“五爷认识谭大爷？”
“岂止认识？”王五平静地答说，“我知道你不能不问清楚，请你进去说一声，跟他今天中午约在糖房胡同大酒缸见面的王五来了，看他怎么说？”
“是！是！”王管事已经看出来，他跟谭嗣同的交情不同寻常，不过此时此地，他自不便冒昧行事，所以告个罪说：
“五爷，请你稍坐一会，我亲自替你去通报。”
※※※
谭嗣同是在内城未闭以前，到达日本公使馆的，当然是一位受到尊敬与欢迎的客人。可是，他率直表示，他所拜访的，不是日本驻华署理公使内田康哉，更不是伊藤博文与他的随员林权助，而是在日本公使馆作客的梁启超。
彼此相见，梁启超的伤感过于谭嗣同，但亦不无恍如隔世，喜出望外之感。谈起这一日一夜的变化，反倒是梁启超比谭嗣同了解得多，因为他有来自日本公使馆的消息。
“荣禄已经赶回天津了，大概对袁世凯还是不大放心。”梁启超忽然很兴奋地说，“南海先生大概可以脱险！他本来想搭招商局的海晏轮，已经上了船了，因为没有预先定票，不许住‘大餐间’，改入官舱，这是前天初五傍晚的事。南海先生因为官舱嘈杂，而且船要到昨日下午四点钟才开，决定上岸，改坐别的船。现在是搭的太古公司的重庆轮，昨天晚上十一点钟开的船，此刻应该过烟台了。”
“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坐了招商局的船，一到上海，就会落入罗网！太古公司是英国人的，想来不要紧了！只是，”
谭嗣同蹙眉问道，“幼博如何？”
“南海先生”是指康有为，而幼博是康广仁的别号。兄弟俩的遭遇有幸有不幸，梁启超黯然答道：“看来终恐不免！听说至今还拘禁在步军统领衙门，这就不是好事。”
“幼博不是能慷慨赴义的人，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我很担心他会说出不该说的话！这也不去提他了。你的打算怎么样？”
“茫然不知！只好看情形再说。”
“你应该到日本去！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嗣同面色凝重地说：“杵臼、程婴，我与足下分任之！”
那是“赵氏孤儿”的故事，谭嗣同以公孙杵臼自命，而被视作程婴的梁启超，却认为情况不同，谭嗣同可以不必牺牲，随即又劝：“复生，你不必胶柱鼓瑟……。”
“不！”谭嗣同不容他说下去，“我此来不是求庇于人，是有事奉求。毕生心血在此，敬以相托。”
说着，他打开随身携带的包裹，里面是一叠稿本，第一本名为“仁学”；第二本名为“寥天一阁文集”；第三本名为“莽苍苍斋诗集”；另一本是杂著，有谈剑的、有谈金石的、有谈算学的。此外还有一个拜匣，里面所贮的，都是他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