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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四个人都已坐在了卢卡太太那间小小的起居室里，听她把那些奇怪又凶险的事件讲给我们。我们已经碰巧见到了事件的结尾。她可以很快也很流利地说英语，但并不很规范。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我不得不对语法作了些修改。
“我的出生地是离那不勒斯不远的坡西利坡，”她说，“我的父亲是首席法官奥古斯托·巴雷里，他在当地还做过议员。根纳罗在工作中受我父亲领导。我对他产生了爱意。当然其他女人也一定会爱他。他几乎一无所有，既没钱也没地位，有的只是美貌、力量和活力，因此我父亲不同意我们结婚。我们一块儿跑到巴里结了婚。我们把首饰变卖了，用这笔钱来到了美国。这件事发生在四年前。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住在纽约。
“开始时我们运气不错。根纳罗为一位意大利先生提供了帮助——他在一个叫鲍厄里的地方从几个暴徒中间救出了这位先生，于是就和这个有势力的人成了朋友。这位先生的名字是托·卡斯塔洛蒂。他在卡斯塔洛蒂-赞姆巴大公司，是那里的主要合办人。在纽约的水果出口商里，这家公司是主要的一家。赞姆巴先生身体不好，公司的大权掌握在我们新结识的朋友手中。公司有三百多名职工，他为我丈夫在公司里找了个工作，让他做一个门市部的主管，在各方面都很照顾我丈夫。卡斯塔洛蒂先生没有结婚，我确信，他好像把根纳罗当成他的儿子了。我和我丈夫都尊敬他，也似乎把他当成了父亲。我们在布鲁克林买了一幢不大的房子，似乎看到了整个前途的保障。这时候，乌云忽然出现了，并且很快就布满在我们的天空中。
“一个晚上，根纳罗下班后带回来一个叫乔吉阿诺的同乡，他也来自坡西利坡。这个人有着高大的身材——因为你们已经见到了尸体，所以可以验证。他不仅块头大，他的一切都怪，使人害怕。他的声音在我们的小房子里像打雷一样。每次谈话，屋里的空间都不够让他挥动巨大的手臂。他的思想、情绪都既强烈又奇怪，说话的时候很有力，甚至就是在吼叫，别人只能乖乖地坐着听他滔滔不绝地说。当他用眼睛看你时，你就得听从他。他很可怕也很奇怪。感谢上帝，他被杀死了！
“他总是跑到我家里。然而我知道，根纳罗并不比我更乐于见到他。我的丈夫显得很可怜，他坐在那里，脸色发白，在我们的客人谈话时很是没精打采。他的话都是针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是无休止的胡言乱语。根纳罗不说话，我呢，我很了解他。我看到他脸上有某种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表情。开始，我认为那是讨厌。后来，我慢慢知道，不仅讨厌，还惧怕，那种惧怕很深沉，很隐蔽，也很畏缩。那个晚上——就是他的恐惧被我看到的那个晚上，我抱着他，恳求他——以他对我的爱和什么事都不瞒着我的感情，恳求他和我说，为什么他竟然被这个大块头弄得没头没脑的。
“他对我说了。我听后感到心像冰一样冷。我的根纳罗真可怜啊，那些狂乱的日子中，全世界都和他作对，他几乎被不公平的生活逼疯了。他也是在那些日子中，加入了那不勒斯的一个名为红圈会的团体——红圈会和老烧炭党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着可怕的誓约和秘密，只要加入了就休想出来。我们逃到美国后，根纳罗以为已经跟它永远无关了。有一天晚上，他在街上见到了一个人——在那不勒斯时作为他加入那个团体介绍人的大块头乔吉阿诺。他在意大利南部被人们称作‘死亡’，原因是他是一个刽子手，杀人不眨眼。他是为躲避意大利的警察才来到纽约的。在新定居的地方，他建立了这个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根纳罗和我说了这一切，并且给我看了他那天收到的一张通知。通知顶头上有一个红圈儿，上面说要他在某一天去集会，他必须按通知上说的去做。
“真是太糟了。但后面还有更糟的呢。我曾经注意到有些时候，乔吉阿诺经常在晚上来我们家，还总和我说话。尽管他说话的对象是我丈夫，但他那两只野兽般恐怖的眼睛却总在看我。他在一个晚上对我泄露了秘密。我一下子明白了他口中的‘爱情’——畜生和野人的爱情。他来时根纳罗还没有回来。他把我逼进屋子里，伸出粗大的手抓住我，把我搂进他那熊一样的怀里，并且劈头盖脸地吻我，还恳求我和他一起走。就在我挣扎喊叫的时候，根纳罗回来了。根纳罗冲向他，被他打昏了。他从屋子里逃出去，便再没有到我们家来。我们就是在那个晚上成了冤家对头。
“过了几天根纳罗去开会了，从他回来后的脸色，我就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红圈会是通过讹诈有钱的意大利人筹集资金的，如果对方不出钱，就用暴力威胁他们。看起来，他们已经找卡斯塔洛蒂这位我们的亲密朋友和恩人的麻烦了。他在威胁面前没有屈服，将信交到了警察手里。红圈会为了防止其他受害者反抗，决定拿他做个样子。会上作出了决定，把他和他的房子用炸药一起炸掉。谁去干用抽签决定。当根纳罗伸出手到袋子中摸签时，他看见在我们仇敌那张脸上露出了奸笑。毫无疑问，某种安排在事先已经作好了，因为杀人的命令就是签上的那个致命的红色圆圈儿，这个签被他抽到了。他只能或者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或者和我一起遭到他的同伙的报复。只要是他们害怕的和仇恨的人，他们都要想方设法惩罚，不仅要让那些人本身受到伤害，还要让那些人所爱的人也受到伤害。他们恶魔般的规定中就有这样的内容。我可怜的根纳罗被这种恐怖压住了，他被逼得忧虑不安，差一点儿就发疯了。
“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一起，挽着对方的胳膊，一起防备着前方的苦难。第二天晚上是定好的动手时间。大约正午时，我丈夫和我踏上了来伦敦的路，但没来得及通知我们的恩人说他处于危险中，也没来得及向警察报告这一情况，好对他的生命安全加以保护。
“先生们，剩下的就是你们知道的了。我们明白，我们的敌人就像影子一样跟踪着我们。当然，乔吉阿诺的报复中有私人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这个家伙是十分残酷、狡猾和顽固的。在意大利和美国，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他那可怕的势力的议论。如果说某个时候他的势力得到了证实，那个时候就是现在。利用我们出发以来少有的几个好天气，我亲爱的丈夫为我找到了一个安身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没有任何危险。他自己也很想摆脱他们，以便联系到美国和意大利的警方人员。他住在哪里、怎样生活连我也不知道。我得到消息的途径只有一份报纸的寻人广告栏。有一次我在窗前向外张望，发现这个房子被两个意大利人监视着。我知道，我们的下落终于被乔吉阿诺找到了。最后，我通过报纸得到了根纳罗的通知：他会从某一窗口给我发信号。不过我看到信号时，只有警告而没有其他的什么，并且突然中断了。现在我知道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乔吉阿诺盯上了。感谢上帝！这个家伙来的时候他已准备好了。先生们，现在我想请你们告诉我，从法律的角度看，我们需不需要担心什么，根纳罗做了这些事情，世界上有没有哪个法官会因此而给他定罪？”
“嗯，葛莱森先生，”那位美国人说，并扫了一眼警官，“我不知道你们英国会怎么看，不过我认为，在纽约，人们会普遍感激这位太太的丈夫。”
“我得带她去见局长，”葛莱森答道，“如果她没说假话，我不认为她或是她的丈夫需要担心什么。但是，让我糊涂的是，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竟然也和这件案子有关了？”
“教育，葛莱森，是教育，我还希望能从这所大学里学到点儿知识。好了，华生，这又增加了一份悲惨而离奇的材料。对了，现在还不到八点，瓦格纳的歌剧今晚在考汶花园上演。如果我们马上走，还可以看到第二幕。”